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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丨徐一睿（日本專修大學經濟系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）

在當代國際舞臺上，傳統的戰爭形態正在發生深刻變革。隨著核武器的威懾和全球化的深入，國家間的直接軍事對抗變得越來越罕見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型的戰爭形態——經濟戰，而關稅戰是其表層表現，背后則是更為深層的貨幣戰與債務戰爭。

關稅戰與貨幣戰：財政博弈的雙重表現

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10日凌晨再次出手，將對中國商品的“對等關稅 ”大幅提高至125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國在對中國實施高關稅的同時，也單方面宣布：鑒于超過75個國家已就貿易、關稅、匯率操縱等問題與美方進行溝通，并在美方建議下未對美進行報復，美國已授權對這些國家實施為期90天的暫停措施，并在此期間將“對等關稅”降至10%。這一“區別對待”的政策明確表明，關稅已不僅是貿易工具，更成為美國分化全球經濟體系、孤立中國的戰略手段。

當前的關稅政策已遠超傳統財政工具的功能，轉變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武器和貨幣戰的前哨。高達125%的差異化關稅不僅旨在減少貿易逆差，更是美國試圖通過經濟手段重塑全球供應鏈，減少對中國依賴，同時為本國制造業提供保護的戰略舉措。這種政策反映了美國對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的不滿，也是其試圖通過經濟手段維持全球霸權的表現。

關稅戰本質上是貨幣戰和債務戰爭的外在表現。隨著美國面臨9萬億美元國債到期的巨大壓力，維持美元霸權地位成為美國財政政策的核心考量。美國通過對大多數國家大幅提高關稅，對中國商品加征高達125%的極端關稅，正在利用貿易脅迫手段迫使貿易伙伴屈服于其政策要求。那些順從美國要求不進行報復的75個國家獲得了90天的“緩刑 ”，但這種“區別對待”本質上仍是脅迫策略的一部分，而非真正的優惠。這一戰略試圖實現兩個目標：一是通過增加關稅收入直接緩解財政壓力；二是維持美元作為全球貿易結算貨幣的核心地位，確保能夠繼續通過美元體系獲取“鑄幣稅”紅利。

美元霸權使美國能夠通過印鈔方式部分轉嫁通脹壓力至全球，同時享受低成本融資優勢。然而，美國目前正面臨一場真正的國債危機：國債還本付息支出不斷上升，國債價格持續下滑，債券收益率不斷上漲，并面臨無法消化新發行國債的嚴峻局面。2025年需要償還的9萬億美元國債，加上財政赤字融資需求，使美國財政部陷入前所未有的發行困境。這一債務壓力直接削弱了美元的基礎穩定性，也是美國不斷加碼關稅措施的深層原因之一——通過關稅增加財政收入，同時試圖通過貿易脅迫維持美元霸權，緩解債務危機帶來的系統性風險。

然而，提高關稅實際上并不能有效解決美國的債務危機。關稅收入相對于龐大的國債規模而言微不足道，美國真正的困境在于找不到足夠的買家購買其置換國債。美國政策制定者原本期待通過市場操作引導股市資金流入債市，為國債提供購買力，但效果并不明顯。投資者對美國財政狀況的擔憂正在加劇，使國債市場面臨流動性危機。因此，極端關稅政策更多是一種政治姿態和短期應對，而非解決債務危機的有效途徑——它可能通過擾亂全球貿易秩序反而加劇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。

今年美國面臨9萬億美元國債到期是一個財政臨界點。這一數字不僅反映了美國財政的脆弱性，也揭示了當前關稅戰的深層動機——緩解債務重壓。美國國債占GDP比重已突破120% ，遠超傳統認為的90%安全線，這意味著美國財政可持續性面臨嚴峻挑戰。關稅收入因此成為美國政府緩解財政壓力的重要來源。特朗普希望通過向貿易伙伴加征高關稅來顯著增加財政收入，同時通過打壓進口也能部分改善貿易平衡，減少美元外流。

保護主義與技術戰：霸權維持的手段

歷史上，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之間的循環往往與大國興衰密切相關。當前美國從自由貿易倡導者轉變為保護主義實施者，恰恰印證了這一歷史規律。里根總統曾警告保護主義的危害，認為它會導致本土產業依賴保護而停止創新，同時招致他國報復，最終引發全面貿易戰，導致經濟衰退。

諷刺的是，美國如今采取的正是里根所警告的保護主義政策。這種轉變背后是美國對自身霸權地位衰落的焦慮，以及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的擔憂。“對等關稅”實質上是美國試圖通過財政手段延緩霸權轉移進程的嘗試，但歷史經驗表明，這種做法往往會加速而非延緩霸權衰落。

在當代全球競爭中，技術優勢已成為國家實力的核心指標。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顯示，中國在37項科技領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，而美國僅在8項領域排名第一。技術領先地位的喪失直接威脅美國的財政基礎，因為技術優勢是維持高附加值產業、確保稅基穩定的關鍵。

關稅戰在很大程度上，是美國試圖通過財政手段維持技術優勢的嘗試。通過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加征125%的高額關稅，美國一方面增加財政收入，另一方面試圖減緩中國在技術領域的崛起速度。然而，這種做法可能適得其反，加速全球去美元化進程，促使“世界減去美國 ”的新形勢加速到來——各國可能更積極地構建不依賴美元的貿易體系和結算機制，形成區域性經濟合作圈，減少對美國市場和美元體系的依賴。這一轉變不僅將重塑全球經濟格局，也將為構建更加多元、平衡、包容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創造條件。